以下文章来源于普洱慢life ，作者村长陶富贵。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公元1848年11月18日

省城昆明，总督官衙的书桌上，摆着一封刚写完的奏折。待墨渍一干，云贵总督林则徐就会马上将它发往京城。

这封和云南巡抚程矞采联名的奏折，名为《石膏井续加溢课请照各井章程尽征尽解折》。

这里的“各井”指的是盐井，“续加溢课”即追加的额外盐税。

关键词是“尽征尽解”。这一赋税制度术语经常在清代官员的奏折中出现，是指不论征收到多少税，都全数解交国库（或藩库、部库）。字面意思堂堂正正，禁止国家税收落入地方小金库或者私囊。

林则徐和程矞采首先回顾了石膏井的财政数据，强调当地该收的正式税银“毋须丝毫蒂欠”，然后小心翼翼建议：“其续加溢课一项，可否仍照各井旧章，一律尽征尽解，免致贻误奏销。”

“奏销”为清代财政术语，意为地方每年将钱粮征收的实数上报户部，由户部注销欠缴的钱粮。

林程两位的态度已经摆明：石膏井这地方的盐税，原定的该收就收。额外多加的，要不就已收多少上缴多少算了，别再追收啦。毕竟其他盐井有过先例。

石膏井坐落于普洱府宁洱县，距离省城昆明一千六百里。道光年间这里的盐井，归普洱知府经管，级别尚达不到县级。千里之外，弹丸之地的石膏井，为何竟能跨过县、府、道三级，引起封疆大吏的关注并拉上一省巡抚为之联名上奏？

从昆磨高速同心出口转出，两分钟就可到达石膏井，这里距离著名的那柯里驿站也就十分钟车程。这座清秀的小山村，和同心镇一前一后分列在狭长的山谷中。

这里最早就是一片老林子，自有人发现山坡和箐沟中遍布石膏后，引来更多的人采挖聚居，并把此地唤作“石膏箐”。

至迟到清代康雍时期，此处又发现了上等的岩盐，有少量盐井开采，从此“箐”便改名为“井”。

盐务，对大清帝国异常重要。说实话，当京城的皇帝陛下和户部官员听到来自西南的马帮铃声时，他们对盐的关切恐怕要远超过茶。

人可以不喝茶，但绝对不能不吃盐。

盐务收入，占据整个帝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强。嘉庆、道光年间的云南，井盐为主的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林则徐就任云贵总督之时，石膏井已经成为云南盐业不可或缺的支柱。

数据来源：云南大学徐建平、文正祥《清代云南盐业法律制度与工商市政的形成和发展》（广西社会科学院2009年第12期）

制表：@村长陶富贵

道光二十八年的石膏井，原定该缴纳的盐税是多少呢？林则徐的奏折提到，嘉庆年间原本定的是每年共三万三千五百六十两白银；到了道光七年，因为本地产盐多销路广，每年又追加了四万两，直接超了一倍多。林则徐希望朝廷抹掉这实施了二十年的额外负担。

虽说，包括正课溢课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主要抽取自盐商营收，但归根结底这些钱都得出落在灶户（即盐户）上缴的盐上，转化为劳力由其承担。另外，加上灶户自己要负担的人头税和徭役，压力十分沉重。

清初，云南的盐法本为“官运官销”，嘉庆初年云南巡抚初彭龄详细描述过这种制度：井官监督灶户制盐，每月按定额上缴官府。官府再按各州府人口多少核定配额，分配给所属盐商销售。其间，收盐、贮存的费用由官府承担。因为熬盐需要大量柴火，官府还会补贴灶户数额不大且定额的“薪本银”。（出自初彭龄《滇省盐法疏略》，道光《云南通志》卷71）

《普洱府志.食货志》载：光绪年间下发的薪本银一万两，拨分多处盐井。

这种官府垄断的计划经济模式听上去很完善，事实上一开始也运转得挺顺利。但好景不长。

首先，薪本银固定不变，但木柴的价格却越来越高。林则徐的奏折提过原因：熬盐时间久了，“近处已乏柴薪，买运倍増价脚。”

这是个长期的、普遍的现象。比如乾隆三十九年，云贵巡抚李贵，也向京城反映过镇沅府之按板等四处盐井之情况：“柴山斫伐渐远，距井六七十里至百有余里，越岭渡溪，往回数日，采运实属艰难。”（出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这种情况下，灶户出盐越多，亏损越大。

而且，这笔薪本银还以贷款形式发放，是要还的。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每年借发黑井柴本银二万两，白井、安丰井柴本银七千两，共柴本银二万七千两，在于各井征解盐课数内，上年春初借发，次年夏季起，限一年还款，如逾限井员题参，倘有无著，经放之员赔补。”柴价日益升高的情况下，欠额必然发生。制度规定直接承担责任并要赔补欠额的是官员，但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他们会老老实实自掏腰包，一切风险和成本必然转嫁给灶户。

石膏井每年七万三千五百六十两税银，多少“灶户”来承担呢？林则徐提到，当地报请开采经批准的井民共三十七户。如此，户均承担约一千九百八十八两。奏折中还提到个细节，开采盐井，井民还得“自备工本”。

近两千两银子什么概念呢，我们从《红楼梦》中可以得到一个感性认识。

清·孙温：《红楼梦》中的螃蟹宴

海棠诗社举办螃蟹宴，刘姥姥算了笔账，感叹到：“……老老道这些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刘姥姥一家包括儿子儿媳和孙子四口人。石膏井一家灶户一年承担的税，够这样的人家过七八十年。

苛捐杂税已经把老百姓逼到借贷和变卖家产的份上。

代灶户劳作像

更要命的是，灶户要按人头缴盐，牲畜买卖也计入其中，谓之“计口”。与林则徐同时代的学者包世臣记载过云南盐务计口政策，严苛恶毒到了极致。

老百姓家新生子女要计口不说，病死了几十年的家属，仍在计口。

买卖一头牛，计为三口人，买卖双方都要计口。

老百姓最终要缴纳的，按包世臣所说，乱七八糟核算一通，至少是朝廷标准的三倍。交不上来，大刑伺候。（出自包世臣《给事中谷先生家传》，载方树梅《滇南碑传集》卷14。）

嘉庆五年，云南总督富纲、巡抚初彭龄奏请将“官运官销”改为“民运民销”获得批准，并且盐民可以自由定价，打破销售地区限制。此令一出，官方完全垄断的弊病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大理弥渡人师范，在书中写道：“令下后，缧绁之苦绝于道，暮夜之呼绝于门，举三十年之黑雾积阴，嚼然得睹天日，老妇孺子，无不曰：今活我！今活我！”（出自《滇系·事略》，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第157页。）

师范其人曾经历乾隆朝清缅战争，在其《论滇省利弊》中，他感慨道：“滇之累，盐为重，徭次之。……滇之人亦王人耳，土地瘠薄，输转艰难。而征税之纷繁，供应之冗杂，胥吏之苛扰，将弁之搀越，有求如他省之十一而不可得者。”

云南石膏井三排戳十两槽锭，2016年北京春季拍卖会299000元成交。图：钱币收藏网

石膏井灶户兴于盐，也苦于盐。这一切和清缅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事情要从更早时候说起。

历史上，两淮和广东等盐产地，盐务一直执行严格的划界行盐制度，“给盐有定井，销盐有定地”。这是一套国家控制下的食盐产销体系，是保障国家专营的重要机制。在这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富甲天下的盐商们也无非朝廷特许经营的经理人。但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形成与演变要复杂得多。

云南盐矿资源分布于滇中、滇西、滇南三大区域，受市场需求、开发历史等因素影响，不同时期的食盐产地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由汉至元，云南食盐产区主要集中于滇中、滇西地区，且长期保持稳定。明代云南先后设五井、安宁井、黑井、白井盐课提举司及诸盐课司对盐井进行管理，全省大致有黑、白、琅、安宁、阿陋猴、只旧草溪、云龙、弥沙、兰州井等井，亦分布于滇中、滇西。除纳入国家盐法体系的“官井”之外，边疆地区存在不少“土井”。如镇沅“其井有六，皆在波弄山之上下，土人掘地为坑，深三尺许，以薪纳其中焚之，俟成炭，取井中之卤浇于上，次日，视炭与灰则皆为盐矣”。威远“其莫蒙寨有河水，汲而浇于炭火上炼之，则成细盐”。景东井亦有盐产：“景东有盐井三处，皆军人私煎贩卖。”土井由当地民众自煎自销，并未纳入国家盐法体系。——马琦 张学聪 |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清代滇西盐井遗址  图：肖育文视界

康熙平定三番后，在云南推行一系列鼓励移民与开发的政策，大量涌入的移民加上太平日子人口增长，食盐开始紧缺，盐税出现高额欠缴。雍正元年朝廷开始整顿，滇南许多土井归公。当时的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称：“普洱一带深箐之中打破土贼故巢，于相近之地寻出私盐井二三处”，皆收归国有。石膏井最早的大井、天宝井两个盐矿，开采年份已不可考，有可能和高其倬所言是同一批。

雍正的盐务整顿对急剧增加的人口而言杯水车薪。到了乾隆王朝，四次清缅战争，大批量的军队民夫需要供应，云南食盐及盐税持续吃紧，广东的盐开始调运省内行销。另外，因乾隆长期封锁中缅边境贸易，缅甸棉花无法进入内地，云南棉布价格大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人力畜力等制盐必须的生产成本也急剧增加，盐法弊政导致的矛盾越发激烈。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云南盐务困境并未消解反而雪上加霜，因为原有的几个老盐井，已经耗干了产能。《普洱府志》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漫磨井（今磨黑）、猛茄井（今思茅永庆）卤水淡缩，额盐不敷”，官府必须努力寻找开发新矿了，于是，“另行在石膏井开挖两井，一曰上井，一曰下井”。

这一年，小盐井地石膏井，传来了好消息——当地发现贮藏丰富品质上等的盐矿。

当地人传说，当年有位放牛人为寻找丢失的牛钻到老林子里，口渴时找到一股清丝丝的山溪，不料才灌一口便“哇”地吐出来，那水咸得要命。这说明，溪水源头有大盐矿！他顺着山溪寻回了找盐啃的牛，还把消息带回村里。老乡们觉悟也很高，马上报告了官府。

但不知为何，这片优质盐矿开采没多久，官府下令，封闭六十年。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云南巡抚上奏朝廷，得到回复：准许民间开采，官府经营。

白花花的盐巴和灶户的艰辛困苦，成就了石膏井自嘉庆年间延续到民国的繁华。

石膏井发现大盐矿百年之后，亦即林则徐上折三十九年后的1887年，一位年轻的法国画家路易·德拉波特跟随探险队来到这里，用画笔记录了当时的景象。图画右上方的山梁上有一片建筑，应为当时的盐务衙门，这道山梁至今还被当地人称为“衙门梁子”。梁子下房屋鳞次栉比，马帮络绎不绝。

石膏井茶马古道和财神庙遗址，前者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路易·德拉波特画中马队行走的茶马古道，石膏井村小组组长老谢哥也带我走过。路上常见铭文砖石，大多来自当年香火旺盛的寺观——灵源宫。

这个名字出自供养当地老百姓数百年的一股清冽山泉。

自山中流到绕村小河的山泉  图：@村长陶富贵

石膏井“灵源宫”建筑群旧址，现为寻常百姓家，宅中常见清代砖瓦柱础。

上图：刘庆明  下图：宁洱发布

老人们还记得当年盛况：“原来这里有一个唱戏的戏台，上边还有一个大水塘，里面开着一大片荷花。水塘上方有一个出水洞,常年出水不断。周围山边都是大树林，环境非常漂亮。”

“以前这个地方很热闹，思茅和普洱（今宁洱）的人都到这里烧香磕头赶庙会。”

石膏井有三条茶马驿道交汇，这些驿道的尽头分别是北京和拉萨。交汇点处的财神庙，极盛时楼阁遍布整座山坡，镇子不算往来马帮客商，常驻人口就超过两万，民国时还一度设立县府。

但石膏井的繁华始终笼罩着阴影。首先，因为煮盐伐薪造成大量植被破坏，环境迅速恶化。在林则徐的时代，石膏井旱涝不定，山下村镇必须筑起高大的石墙，以防范雨季暴烈的洪水。洪涝又滋生瘟疫，林则徐的奏折也提到，为避疫病，自道光十五六年以来，本地“民居迁徙，商贩裹足不前”的现象就从未停止过。当地曾经流传一个可怕的传说，清朝之时，河道中曾有拇指大小的食肉绿虱聚集成群，一夜之间将借宿的马帮汉子啃得只剩一架白骨。可以想见，若无盐茶石膏等必须物资出产流通，此处早已荒废。解放前，这里的山坡依旧光秃秃全是干裂的黄土，除了豆子什么都种不了。加上本地自产优质石膏，这里的豆腐倒很出名。不过，农耕产业退化，粮食完全仰仗外来无疑存在巨大的隐患。一旦碰到灾荒年景，石膏井的喉咙将被掐住。

今天的石膏井田园，

宛如五柳笔下桃源。

（图：@村长陶富贵）

一条清浅小河蜿蜒其间，两旁青山麦苗摇曳，果木掩映人家。

图：@恰拉

2023年2月某日，我坐在石膏井油菜花田边的竹棚里享受清凉的山谷晨风。“以后这里可以修条步行栈道。”郑斯文先生手指沿着山坡画了条横向曲线：“那景色，美啦！”我跟随他的手指，想象漫步栈道，眺望绵延的金黄花田，不禁点头一笑。

郑先生来自宁洱丰硕农业，这家著名的农产品企业是石膏井招商引资来的伙伴。他们在沪滇合作、乡村振兴工作中，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为石膏井这座盐茶古镇的农业复苏注入了活力。等油菜花收籽后，丰硕农业将把这片花田改为水稻，并尝试发展稻花鱼养殖。普洱的绿色农产品，一向深受上海顾客欢迎。环保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还促进了文旅发展。已经有学校联系丰硕农业，下周五将带学生来石膏井展开研学活动。

而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云贵总督林则徐，还顾及不到环保问题。石膏井的盐井除了柴薪，还有挖掘、运输、引水和熬煮煎晒等工序，都必须支付高额成本。林则徐在奏折中痛陈：石膏井“灶民所需工本费甚不赀。”

食盐，给石膏井带来财富与繁华。但这一切并不属于灶户。

石油发现并被运用之前，非洲最大的出口资源就是食盐，人们称其为“白色金子”。干旱的埃塞俄比亚北部，拥有大片的露天盐矿。二十一世纪的非洲盐工，从村落跨过戈壁长途跋涉到地，冒着四十度以上的高温砍砸盐块，一块可以卖十美分左右。这份活计过于磨损健康，盐工们甚至三年就能结束工龄。

这样的工作也非人人有份。采盐前，村子长老会收集盐工们赶骆驼的木棍，举行特殊的仪式选出幸运者奔赴盐场。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当年石膏井的盐深埋地底，采掘更难。灶户们的境遇比起埃塞俄比亚同行，只会更糟。

林则徐和程矞采上折请求宽减石膏井盐税，不仅仅出自良知。作为清末难得的能员干臣，他们看到了更深远的东西。

石膏井是难得的优质盐矿，支撑滇南盐务堪称砥柱。实际上，上折两年前，朝廷已将专设的盐井大使从景东抱母井移驻石膏井，也是看重此处潜力。但采盐制盐的根本是人力，若不与民休养生息，涸泽而渔，必将适得其反。

另外——这是林则徐奏折中没提到而我揣测的原因——民怨如同重重乌云，总督大人已经从其中听到隐隐滚雷。

前些年，距石膏井半个多小时车程的宁洱县城某建筑工地，挖掘出一批普洱府的老城墙砖。

普洱府城墙砖

图片来自：普洱市博物馆

根据墙砖铭文结合史料，在石膏井开发新盐井七年前，即1780年，知县陈图上报请求修建新城墙，两年后，于乾隆壬寅年完工。这是一次大改造，土木结构的老城墙改为全砖石构造，大大提升了城防能力。

那时，清缅战争已经结束二十年，边境基本风平浪静。我一直纳闷，为何太平无事的普洱府，突然要大费周章巩固城防。

在了解当时百姓的负担之后，我想原因只能有一个：防民变。

陈知县万幸，他终没等来暴动。但嘉庆二年，大理楚雄大片地区，贪官污吏终于承受了暴动灶户们倾泻的怒火。史书记载，他们被挖眼斫足，或被活活烧死。（出自师范：《滇系·事略》，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第156页。）

嘉庆初期，石膏井盐矿突然停止开采，也许和当时的民变风潮有关。

而道光年间，林则徐之所以被调任云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来剿抚保山大理一带的暴动。疲累不堪的总督，对这种事的风险肯定绷紧了神经。

石膏井的确有这苗头。

顺着石膏井村的小河，沿着农田一直往里走，清幽之处有座小桥。这座桥原名青云桥，本是木制，建于道光壬寅年（公元1842），距普洱府新城墙完工刚好一甲子。村小组组长老谢哥告诉我，当地人现在都叫它“火烧桥”。

图：刘庆明

这名字的来由有很多版本。老谢哥介绍，具体说不清清朝哪年，河水还很宽，桥还很长；一帮啸聚山林的匪窛，为阻止清兵追击焚烧了木桥。之后重建便改了名。

这座桥距离老镇子仅三公里左右，镇子依偎的山梁上就是盐务衙门。

老镇子主街旧址。图：石膏井村委会

衙门和闹市左近居然闹匪窛，如果灶户们再被逼上梁山合匪举事……林则徐不得不防。

而宁洱知县陈图修建的城墙，在火烧桥建成二十年后即破防。同治元年（公元1862）十一月，大理起事的杜文秀一支军队攻下普洱府城，湖北孝感籍的监生陈先瑾先前参加过守城战斗，城破后拒绝劝降，服毒自尽，其妾徐氏抱女投井而死。有人为之书七律两首，其一有四句云：

闲身敢谓无官守，致命原思报国恩。

漫道赀郎少卓识，一腔忠愤与谁论！

（载于《清代普洱府志》艺文志395页）

这位家资颇丰的“赀郎”其实做过官，他闲身之前就曾任石膏井盐课大使。其后人也是石膏井盐商“四大家族”包、陈、左、华之一。

以其操守看，任职期间，石膏井的灶户应该能喘口气。

时间再倒回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的奏折两个月后送到了紫禁城尚书房，皇帝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批示返回昆明最快还要两个月，那时已经是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了，林则徐将在这年九月离开云南，再过一年病逝。关于石膏井的盐税到底宽减了没，我们不知后续。

石膏井奏折抵京十个月前，离大清很远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得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更早一些，广西一个名叫洪秀全的落地秀才写了篇《原道觉世训》。那一两年，全世界都在酝酿史无前例的巨大风暴。但对于广袤的大清帝国而言，天下依旧是一桌盛筵；僻处滇南深山中的小小石膏井，如同桌子边上掉落的一粒盐，那么不起眼。随手批四个字，叫户部看着办就行。

但这粒盐终究给帝国在云南的盐务行政，持续加上了一枚枚重重的砝码。

嘉庆四年（公元1799），重启石膏井盐场，官府定额年产48万斤。近百年之后，著名的四川自贡方打出第一口盐井。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老牌盐镇磨黑的盐务，划归石膏井盐井大使管辖。之后便是林则徐上奏折。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石膏井先进的采盐技术传播到磨黑，已经没落的老盐井得以复兴。这时，石膏井的正课盐税，已经达到六万五千零六十两，相比林则徐上折时合计七万三千余两的标准，确实低了。但要注意，这个数字没有加上溢课。

光绪元年（公元1875），经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光绪帝御批将原设于楚雄的琅盐井提举移驻石膏井。此时当地盐务方面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提举司，长官正五品，同普洱府平级，经省由朝廷直管。小小的石膏井，从而同滇西黑井、滇东北白井一样，位列云南盐务三大管理中心。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石膏井盐产量飙升至951000斤，差不多是四十多年前官方标准的一倍。

大清石膏盐井图   绘：李松涛

林则徐的奏折对石膏井的盐务发展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需要考证大量的文献。而我对清朝官吏普遍不抱信心。

1849年，法国的斐索用转动齿轮法测光速，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在俄国诞生，而英国的开尔文爵士正在完善他一年前提出的热力学第一定律。

刚被鸦片和战舰撬开大门的大清帝国，自然不会知道也不会在意这些科学史上的大事。世界工业革命正准备吹响号角的时代，制盐技术方面，帝国也落后了西方一大截。此时的欧洲先进国家，拥有总长达一公里的制盐流水线工厂，采用了机械设备和流水线。（出处见下图↓）

但十九世纪的石膏井，也拥有足以自傲的技术。

将岩盐打碎放水浸泡，待泥沙沉底后再煎煮的“以矿泡卤”技术，大大缩短工期、节约柴薪，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继岩盐之后，石膏井又发现了地下卤水。四川自贡盐井的卤水深达千米，抽取需要使用高数十米的“天车”。

自贡天车  图：自贡网

石膏井卤水虽无这般深度，但抽取也相当不易。当地人先挖掘较平缓的斜井深入地下，再将粗壮的竹子凿空连成竹龙，配套拉水杆，逐级抽取卤水到地面；然后通过木制卷槽直接输送卤水到各个盐坊的盐扎塘煎制。

当类似巨大注射器抽柄的拉水杆拉动时，竹龙发出“空”“空”的低沉吼声，当地人称为“叫龙”。寒暑晨昏，石膏井的山谷中总回荡着一阵阵的“叫龙”声。

石膏井人还原创了“联盘灶”，可惜今天已无遗存。

这些技术极大减轻了取卤、背卤和泡卤的繁重劳动，大幅提升制盐效率。

藏于石膏井文化展馆的竹龙卷槽仿品

图：@村长陶富贵

遗憾的是，在人力成本极其低廉的大清帝国，君臣上下根本没有动力去组织开发新技术，更谈不上科学理论研究。何况，鼓励这些东西无疑就意味着人们的思想不可受限制，这可不利于帝国的稳定。

英国使团曾送给乾隆一批包括地球仪、六分仪在内的近代科学仪器，甚至还有一批火枪火炮。但皇帝陛下很快对这些“奇技淫巧”失去了兴趣，将之深锁圆明园。后来英法联军一把火烧到这的时候，发现那些火枪火炮还能发射，仪器已蒙上厚厚的灰层。

而帝国最有才华的学者纪晓岚，在其微博体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不惜长篇大论嘲讽传教士告诉他的西方大学制度和近代科学。

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的普洱知府嵩禄，是位学识渊博的镶白旗人。他确实很关心地方发展，但他的兴趣主要在于修建学宫书院、庙宇殿观。石膏井盛极一时的灵源宫建筑群，便由其人主导开发。

殉难的前石膏井盐税使陈先瑾可能清廉可能悯苦惜贫，却断不可能用他的诗笔协助盐户绘制图纸改进工艺。

无需三体人的“智子”，大清帝国自己锁死了科技发展。反倒是官员和儒生骨子里看不起的盐商，对技术提升异常积极。例如华氏家族的华廷誉，频频亲自下井，同盐工一起讨论研究工程和制盐工艺。他的盐井产量高事故少，道光皇帝甚至在其死后下诏建祠。但这却是为了表彰其对盐税的贡献。

世界工业革命前夕，石膏井贫苦的盐工绝大部分目不识丁，却凭靠自己，将食盐生产技术推到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这确实非常了不起。

更为难得的是，石膏井的盐，长期保持着优良的品质。

昂贵的高档西餐，喜欢强调使用一种色泽粉红的“玫瑰盐”。

这种漂亮的岩盐，在石膏井并不稀奇。普洱府志中有载：

红而甘的饴盐在石膏井的名字更加简洁朴实，当地人就叫“珙”。无论水晶盐还是珙，石膏井盐巴好，普洱全府皆知。普通老百姓家，如果儿媳妇腌咸菜做腊肉不用石膏井的盐，会被老婆婆骂的。

须知清代盐法弊病丛生，许多地区的官盐名声糟糕。如清人师范在其《论滇省利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官家只求多产，作坊完不成缴盐任务，只得往盐巴里掺泥土充量。

独特的泡卤提纯和联盘灶煎煮技术，加上石膏井制盐人的良心，却让这里的盐巴一直保持极高的纯度。普洱引入现代科技后，曾有人测试对比过石膏井和磨黑两地食盐，前者所含水分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干燥的盐更利于运输储存，所以，远赴东南亚的马帮也更喜欢带着石膏井的盐上路。

马帮运盐图。来自网络

今天，盐井“叫龙”和马帮铃声已杳不可闻，古老的农耕却早已在这座名镇复苏。今年的油菜花籽，已经被上海客户提前预订；周边的新品种彩色辣椒长势良好。

石膏井油菜花田  图：@恰拉

2023年3月4号星期六，首届石膏井村油菜花节，在横亘半个山谷的花田举办。我建议小河里多飘几只大白鹅，让游客拍照。村支书挥挥手，有的是，鸭子要几百只找户老百姓都能给你飘上。丰硕农业郑先生则若有所思，农田中同步开展家禽养殖，兴许很有搞头。

热闹的石膏井油菜花节。图：@村长陶富贵

村委会干部们开始规划哪里可建一座小亭，哪里能搭一架竹桥，好好打整打整田园风光。

石膏井，你让我很期待呢。

石膏井田园风光  图：@恰拉

注：图中数据和史料，文中注明来源部分之外，均采自周少仁先生主编《历史名镇石膏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