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拥有丰富的盐卤资源。东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很早就有海盐制作的历史。广袤的大西北和青藏高原遍布内陆湖泊，星罗棋布，其中不少为咸水盐湖，天然成盐。在大西南的云、贵、川，蕴藏丰富的盐矿和盐泉，井盐的开发历史久远，并造就了中国最大的盐都——自贡。在其他各省区，也零星分布有盐泉、盐沼、盐土、盐膏等盐卤资源。

　　传说早在4000年前，山东沿海的夙沙氏部族就煮海为盐。3000年前，甲骨文已出现“卤”“斥”等与盐有关的汉字。再后来，从周代金文、战国简帛到历朝历代的文史典籍都有盐业生产和盐政管理的记载，以及专业性的制盐技术资料，如元代《熬波图》和明代《天工开物》等。这还不包括在地下埋藏大量的制盐遗迹和制盐遗物。在一些边远地区，至今仍保留有形式多样的民族制盐技艺，如西藏芒康的盐井盐田、青海囊谦的山地盐泉盐田、海南岛西北的火山岩制盐等。在自贡等地则保留了一批近现代的民族工业制盐遗产。但遗憾的是，盐业考古在我国却长期是个空白，以至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盐业史》（三卷本）中竟然没有一条盐业考古的资料（《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对于我们这个拥有丰富盐业资源和悠久制盐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可谓是莫大的缺憾。

　　中国的田野考古是在西方影响下出现的。说到盐业考古，也只能将视野转向欧洲的法国、英国、奥地利和德国。

　　17世纪末，有一位法国皇家工程师前往摩泽尔河的支流塞耶河谷考察，在上游的河两岸发现很多隆起的高地，在土堆的下面埋藏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陶器和烧土，附近还分布有盐沼或盐泉。这位工程师推测，那些土堆可能与古代的制盐活动有关，遂将埋藏其中的各类异形陶器命名为“Briquetage”（制盐陶器）。1901年，德国人首次在塞耶河谷的马萨尔（Marsal）遗址进行发掘，证实那些土堆的下面就是古代的制盐遗址。

　　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注意到在东南海岸的艾塞克斯分布有大片红色的土丘，为了解这些红丘是如何形成的，1906年成立了一个“红丘研究委员会”。经过十年调查，证实这些位于海岸潮间带上红土堆是铁器时代晚期（公元前100—公元100年）到罗马时代早期的制盐遗址。

　　1846年，一位名叫约翰·乔治·拉姆萨尔的盐业工程师前往奥地利的哈尔斯塔特寻找硫化矿，在矿区的山上发现一大批古墓，后在博物馆的资助下，他在接下来的16年间发掘了上千座古墓（公元前700—前500年），这是哈尔斯塔特盐矿开采期间死在当地的矿工或管理人员。其中有些墓主非常之富有。至今，哈尔斯塔特仍被作为欧洲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文化的代表，犹如中国的仰韶文化一样带有标志性意义。

　　1903年，德国人为了解史前的制盐工艺，按照他们在法国塞耶河谷的发现，在博物馆复制了一座煮盐的炉灶。其实，当时在德国的海尔布隆已发现真正的制盐陶器，但却一直被看作是冶炼金属的坩埚。1939~1940年，在德国南部的施瓦比什哈尔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制盐遗址，在50平方米的很小范围内发掘出土了3万件制盐陶器残片。

　　上述工作、特别是法国塞耶河谷的考古发掘，标志着盐业考古的诞生。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有零星的工作和研究触及制盐器具，但仅限于猜测，真正的盐业考古直到20世纪末才步履蹒跚地出现。经十余年来的艰苦创业，不仅在盐业考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也涌现出大批科研成果。以下将国内有关考古发现和研究分作几个区域做一综合介绍。

　　一中原地区

　　在中原腹地的山西运城盆地有座大盐湖。因其位于大河之东，故名“河东盐池”。关于这座盐池，《孔子三朝记》记载：“黄帝杀（蚩尤）于中冀，蚩尤肢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泄也。因其尸解，故名此地为解。”看来，早在史前时期，该地周围的部族就因争夺盐业资源引发争斗或战争。传说中的尧、舜、禹逐鹿中原也是为获取“河东盐池”的控制权。而且在夺取政权后，将各自的都邑都建在了晋南地区。此即“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由来。

　　河东盐池每年会随天气转暖和风力蒸发作用自然结晶成盐，不需炉火煎煮，因此很难留下有关人类生产的遗迹或遗物。如此，这里的盐业考古只能开启新的思路，另辟蹊径。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运城盆地东部开展调查，发现大批史前遗址。在青龙河下游发现了以吕儒3号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大型聚落，该址所在的土壤和水源均不利于农业生产和人畜饮用，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该聚落是否与盐湖的开发有关。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埝掌7号聚落很可能是为掠取食盐而建的。二里冈时期，东下冯—埝掌10号聚落似乎也具同样性质（《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河东盐池的盐大量用于外销。在盐池以南的中条山中发现数条古代商道，有些应是早期的盐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芮城县寺里—坡头遗址发现一批规模巨大、排列有序的窖穴，年代早至新石器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推测极有可能是仓储重地。至于储藏的是粮是盐，还有待研究［《山西芮城寺里—坡头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3），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2003年，山西省通过对遗址附近清凉寺墓地的发掘，发现这是中原地区殉人最多、葬玉最丰的史前墓地。发掘者指出，该墓地的厚葬，特别是大量外来玉器的出现暗示，此地居住了一个生活富裕、文化多元、性质特殊的群体。考虑到此地距河东盐池仅15千米，恰好处在通往黄河渡口的要道上，故该墓地应为史前时期控制“潞盐”外销的某个特殊群体（《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与潞盐的初期外销》《东方考古》2015年第12辑）。

　　张光直很早就指出：“晋南除了铜矿以外，还有华北最为丰富的盐矿，在中国古代的确是一个富有战略性资源的地区”（《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刘莉、陈星灿等人循此思路提出，夏商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一线的目的是出于防御和经济发展需要，特别是控制晋南的特殊资源——盐和铜矿。在夏县东下冯遗址城垣西南角发现40余座圆形建筑基址，形状与《天工开物》中的盐仓相似，很可能就是盐仓。如此，东下冯应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为控制晋南盐和铜矿而设置的一处政治军事据点［《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国盐业考古——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若果真如此，至迟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河东盐池的生产和分配已被纳入国家管理层面，这一策略也许是和早期国家同时诞生的。

　　冯时通过对商周古文字资料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1）“卤”“斥”之别起自商周，西方称“卤”，东方称“斥”。后以“卤”借为西方之名；2）甲骨、金文“卤”（廼）字像引池晒卤，形本晒“卤”所得之结晶盐；3）盐系煎煮而成，殷时称“夢盐”，即“散盐”，用于祭祀待宾；4）商周金文有盐字，初作“覃”，为盐之本字，以像陶器煎煮卤水之形；5）商代甲骨文“卤”做地名，读“盬”时特指河东盐池；6）卜辞未见明确贡盐记录，可见当时王室已垄断了盐池和东方海盐；7）殷人祭祖献盐卤，祭自然神祇则无盐卤；8）殷人觐见朝宗之礼也献盐卤，充为庭实；9）商周时设有司盐之官，“卤小臣”专长盐池卤事；10）商周之金文“覃”为氏名或族事关煮盐，以职为氏（《古文字所见之商周盐政》，《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陈伯桢先生认为，商代甲骨文有“取卤”“致卤”“献卤”或“戎卤”等内容，显示商代的盐除食用和祭祀，也涉及再分配。西周至东周，盐作为贵重物品在贵族间流动。西周和东周金文不乏下层贵族接受上层赏赐盐的记载。可见此时盐的流动仍牵扯权力与资源再分配，并以此维系国家统治。战国时，盐作为重要资源，不仅可增强国力，还可操控周边缺盐国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强，交通及运输工具改善，盐的成本降低，将盐推向普及。“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史记·货殖列传》）这一记载显示，楚国很早便从事远程跨国盐业贸易（《中国早期盐的使用及其社会意义的转变》，台湾《新史学》2006年第十七卷第四期）。

　　汉代制盐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元狩四年，改革盐政，实施专卖，全国设立35处盐官，从此盐被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此举使得盐成为国家财政的命脉，而非少数贵族的“私房钱”。这一变化遂成为中国盐政史的重大转折点。

　　二西南地区

　　（一）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

　　蜀地无盐泉出露，加之早期成都平原水患频仍，史前文化出现较晚。传说蜀地“有咸石，煎之成盐”，但成都平原是否有开采岩盐的历史，无从考证。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蜀守李冰“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於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可见，川西平原的盐业开发至少可上溯到战国，天府之国的形成显然与盐铁的开发有着密切联系。

　　1999年初，美国加州大学与北京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的考古学与人类学调查，深入了解了这一区域的制盐遗址、古盐井、盐泉、近现代制盐工厂及传统制盐工艺，这项工作拉开了中国盐业考古的序幕［《1999年盐业考古田野调查报告》，《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此前一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蒲江县窑埂村灰沙嘴遗址进行试掘，出土制盐铁锅残片、耐火砖、板瓦、砖及陶瓷器等，时代为晚唐至宋代［《成都市蒲江县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简报》，《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四川省自贡市得名于“自流井”和“贡井”这两口盐井。此地的制盐业始于东汉。明清时，自贡成为全国盐业中心，并在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的两次“川盐济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考察队通过对“东源井”和“燊海井”的考察，了解到前者为宋代四川“小口井”的杰作，可同时开采卤水和天然气；后者为当时（1835年）在世界上开凿的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当地保留的传统制盐工艺成为盐业考古的宝贵参考资料［《1999年盐业考古田野调查报告》，《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201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多家单位对自贡的井盐和盐运古道进行考察。东汉至今，自贡一带开凿盐井达13000口。20世纪50年代尚保留1000余口（《古盐井——千年盐都的城市记忆》，《中国文化遗产》2014年第5期）。此次调查古盐井15处、水运系统10处、盐道4处、摩崖石刻4处、古墓葬1处、盐商建筑61处，这些文物多与盐业生产和营销有关。此外，还在传说大公井的位置清理一段剖面，在最下层发现南朝晚期至唐代的瓷片，与大公井开凿年代接近（《四川自贡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考察简报》，《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四川盐源境内的黑井和白井展开调查。在黑井所在的盐塘乡扯日沟发现3处遗址。第一地点位于沟口坡地上，可见厚70厘米的堆积，内含大量形制单一的夹砂红陶杯残片，不见其他器类。第二地点位于沟内中段，采集到与第一地点相同的陶片并发现大片烧土，内含白色结晶物。第三地点位于盐泉源头，发现人工砌筑卤水池等。通过调查认识到，黑井遗址采集陶片时代不晚于唐代，甚至可能早到汉代。但此地制盐规模小，产量有限。不过，采用陶器制盐是较古老的“积薪以齐水灌而焚之成盐法”更先进的工艺。白井所在的盐井沟盐矿质量不佳，含硝多。当地宋代以前用木材做燃料，明清改用煤。白井周边堆积大量焦炭废弃物，时代也较晚近。通过调查可知，盐源制盐出现在青铜时代，汉代设有盐官。唐末至宋，盐源的盐行销外地，并通过对盐的垄断控制滇西与川西南的经济命脉，当地发现大量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及随葬较多的铜器暗示出这一点（《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盐作为一种战略物资，不仅促进了盐源的经济繁荣，也造就了当地的多元文化（《四川盐源县古代盐业与文化的考古调查》，《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二）渝东及三峡地区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缘，这里地下蕴藏丰富的盐泉，很早就被开发利用。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西周时，巴人曾向周天子供奉食盐。

　　1999年，中美盐业考察队在重庆及以东的涪陵、忠县、云阳、奉节、巫溪和巫山开展调查，重点考察了忠县井、涂井，云阳云安，巫溪宁厂等地的近现代盐厂和一大批盐泉、盐井，了解当地的制盐历史和制作工艺。考察期间适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挖掘忠县中坝遗址，出土大量尖底杯、花边口圜底罐及涂泥坑池、长条“龙窑”等遗迹。当时的发掘者还没有将这些遗迹和遗物与制盐业相联系，后来才意识到与制盐业的关系［《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忠县中坝遗址Ⅱ区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卷》；《忠县中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年卷》（下），科学出版社2001、2003、2006年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人类学系的巴盐教授在井沟口的北大工作站对哨棚嘴、瓦渣地出土的200余件尖底杯进行了形态学的研究，确认它们是早期制作盐锭的模具［《尖底杯：一种可能用于制盐的器具》，《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巫山在汉代属南郡巫县。《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郡，巫县有盐官”。地方志引《舆地广记》载，东汉永平七年（64），从巫溪县宁厂镇到巫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有上下两条“栈道”，长达80余千米，推测是将宁厂镇宝源山下“白鹿盐泉”的卤水输往巫山制盐。这是在宁厂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制盐产业前，当地不惜耗费巨资和劳力开凿的“输卤笕道”。其中，通往长江的为“南栈道”。在巫溪以北还有一条供人力行走运输的“北栈道”，可将巫溪之盐行销秦巴鄂三省交界地区，出现时间也可能早到汉代。

　　2000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大溪遗址进行发掘，在第5期遗存中发现与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样的花边口尖底缸，但未见制盐遗迹。有趣的是，该遗址发现一批存放大量鱼骨的圆坑，估计随着三峡地区盐业贸易的活跃，催生出腌制咸鱼或鱼酱的配套产业，鱼骨坑的发现为此类副业的存在提供了物证（《巫山大溪遗址勘探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奉节在汉代为鱼复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东郡，鱼复县，有橘官、盐泉。”在奉节白帝城以西的长江岸边有一处“臭盐碛”，系季节性盐场，近代仍在制盐。在“臭盐碛”所在的长江对岸还有座白盐山，山下有“白盐碛”。

　　1993~1995年，吉林大学挖掘了奉节老关庙遗址，在该址原生地层出土一批花边口尖底缸残件，质地形态与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盐陶器相同，但未见制盐遗迹，考虑到该遗址位置陡峭，空间有限，也没有盐泉，似乎不大可能是制盐遗址。但该遗址所出花边口尖底缸的比例较高，故也不排除有此可能（《奉节县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云阳在汉代属巴郡朐忍县。《汉书·地理志》记载，“巴郡，朐忍县有盐官”。在云阳县云安镇的汤溪河谷很早就有制盐业，《晋书》《水经注》都有记载。云安的白兔井直径逾8米，传始凿于汉代，为三峡各地诸盐井之祖。

　　2001~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和福州市文物工作队在云安镇汤溪河东岸的东大井发掘，出土一批宋代至明清时期的制盐遗迹，包括卤水澄滤池（槽）、灰沟、输卤管道、沉淀卤水槽、盐灶等。这证实从南宋至民国的制盐设施在形制上有所变化，呈现不断进步的趋势，但制盐工艺的变化幅度似乎不大［《重庆云安镇东大井区宋代至民国制盐遗址的发掘及相关研究》《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忠县在汉代为临江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临江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当地仍有盐井35口，大多沿用到20世纪。

　　哨棚嘴—瓦渣地这两处遗址均位于井河口，出土了大量制盐陶器，包括尖底杯、花边口圜底罐和个别的船形杯等。其中，哨棚嘴西周时期堆积所出羊角尖底杯的数量占到同期陶器的94%。东周时期的圜底罐也占同期陶器的82%。可见其文化堆积及器物种类与中坝完全一致。在哨棚嘴遗址还发现了涂泥圆坑，坑底放置石块、残留陶器残片，形状和结构也与中坝遗址的遗迹没有区别（《忠县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年卷》，科学出版社2001、2006年版）。瓦渣地遗址的堆积几乎全部由陶片组成，数量惊人。其中，圜底罐占同期陶片的95%。在圜底罐堆积之下为羊角尖底杯堆积。此前曾发现放置“200余件尖底杯”的“窑”，被作为烧造陶器的窑场。但此地的“窑”与烧陶器的窑差异很大。推测瓦渣地遗址或许带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为制盐工场烧制陶器，同时也制盐。特别是这两座遗址都处在河口位置，或许还兼有盐业贸易集散地和外销码头的角色。即将中坝所产的盐经水路运到这里，再沿长江输往其他地区（《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类似瓦渣地的堆积在相邻的杜家院子遗址也可看到（《忠县杜家院子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年卷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94年，在忠县汝溪河下游的李园遗址坡下发现两座残“窑”，出土大批尖底杯残件，应为西周时期一处小规模的制盐作坊（《忠县李园战国及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2001年，郑州大学在忠县新生镇邓家沱遗址一个面积不足60平方米、体积20立方米的单位内挖掘尖底杯2万余件，堆积厚达60厘米～110厘米。这些尖底杯无明显层次划分，约1/3为完整器。发掘者认为这可能是烧造陶器的场所，但也不排除存在制盐产业（《忠县邓家沱遗址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99年，在丰都县高家镇石地坝出土一批商周陶器。这批器物个体不大，厚胎夹砂，口唇略薄，底部圆缓厚重，造型似小船，故名“船形杯”。器口长径9厘米～11厘米、短径5厘米～7厘米、高45厘米～65厘米。后来在丰都金刚村、巫山大溪、丰都玉溪村、忠县邓家沱、哨棚嘴、云阳丝栗包、合川弯桥村等地也有发现。其中，最大者长40厘米、宽20厘米。中等长24厘米、宽115厘米。在石地坝遗址还出有尖底杯、圜底罐和尖底盏。白九江等人认为，船形杯是制作盐锭的模具，可反复使用（《三峡地区的船形杯及制盐功能分析》，《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记载：“汉髪，有盐井。”“汉髪”即《晋书·地理志》的“汉葭县”，位于在今彭水县东90里的郁山古镇，属涪陵管辖。东汉时，彭水已开凿出鸡鸣井、飞水井（公井）、老郁井（倒鹿井）、鹁井（后井）等盐井。2013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彭水县文管所发掘了中井坝遗址，清理出盐灶、蓄卤池、黄泥加工坑、墙、柱洞、排水沟等。出土各类文物200余件。其中，盐灶12座，分布密集有序。形态分为两型。A型长条状，为两灶共有一堵隔墙。由灶前操作间、火膛、火道及烟道组成。火膛马蹄状，残存底部及出渣坑。以4号灶为例，长12.54米、宽1.08米～2.94米、深0.10米～0.92米。B型长条状，两两相邻，共用一堵隔墙，由灶前操作间、火膛、火道及甑子组成。火膛马蹄形，火道与火膛相连，内侧放置成排的土球。甑子位于火道后部，周遭为红烧土，内铺土球。部分盐灶还附设沟槽、灰坑等。以1号灶为例，长9.72米、宽1.32米～2.44米、深0.38米～1.72米。两种灶的差别主要区别在灶的后部设计。A型灶的火道后面为烟道，B型灶在火道后面还设有甑子，可最大限度地利用热能，增加冰土产量。从工艺看，B型灶为A型灶的改进版，时代也稍晚。蓄卤池结构分两型。A型长方形，单池。以1号池为例，长9.30米、宽5.04米～5.96米、深1.08米～2.32米。四壁用长方石块错缝平砌，外部有用卵石砌的护墙，底部铺石板。东南角有方形石槽，四壁垒砌石板，内壁及底部为烧结的红烧土。B型为相连的双池，或平行、或曲尺状。以3号池为例，长方形，长4.82米、宽2.20米、深0.66米～0.98米。周壁用卵石砌筑，中部有石墙分隔，墙底有孔洞相通，底部铺设黄黏土。后池的底部还有桶状坑，周壁用长条形木板围筑，底部平铺木板。黄泥加工坑为椭圆形，弧壁圜底，坑壁和底部涂抹夹小石子的黄黏土，长径2.04米、短径1.57米、深0.26米。排水沟长条形，从墙下穿过，顶部覆盖石板，两壁垒砌卵石或石块，底面涂抹黄黏土，长7.98米、宽1.02米～1.48米、深0.2米～0.9米。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瓷器、铜器和铁器等，以陶、瓷类生活用具为主，也有少量工具，均为清代常见器，据出土铜币可确认其年代为清，民国仍在生产。

　　郁山一带的地下卤水浓度偏低，熬煮前需对卤水提浓。据发掘可知，当时的制盐工艺是将垒砌在灶内的土球先烧热，并不时泼洒卤水，蒸发的盐会留在土球上，待含盐饱和后结为冰土，再将其掘出、捣碎、浸泡，淋沥浓卤，煎煮制盐。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郁山镇还发现有盐井、输卤笕道等制盐遗迹，对当地制盐遗址的分布、保存状况、凿井技术、输卤等有了基本的了解，也为寻找更早的制盐遗址提供了线索（《重庆彭水县中井坝盐业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三）中坝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三峡境内最重要的制盐遗址为井镇佑溪村的中坝遗址。2003年，三峡水库正式蓄水后，中坝遗址被淹没到水下。孙智彬撰文介绍了1997~200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坝遗址的发掘收获。该遗址文化堆积达79层，厚12.5米，时代上迄新石器晚期，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南朝、唐、宋，止于明、清，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延续时间达4500年。出土遗迹有房基350处、灰沟79条、灰坑820个、墓葬69座、涂泥水槽30口、窑41处、窖穴2处、灶11口、路6条、墙4处、地面5处。出土遗物有陶、石（玉）、骨、瓷、铜、铁、银等各类文物268442件。此外还采集有动植物遗骸、人骨、钙化物、土壤等标本［《重庆忠县中坝制盐遗址的发现及相关研究》，《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99~2003年，中美盐业考古队派员参加了中坝遗址的发掘，负责探方编号为DT0202。据陈伯桢介绍，他们最初接手是从17层开始，至69层结束。考虑到该遗址的特殊性及三峡工程的时间要求，为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该探方采用了极为细致的挖掘和整理方法。即在每一文化层任意选择1立方米区域作为抽样区，此区内所有土壤全部经水洗并采集遗物。此区域外的土壤全部过筛（筛孔=0.4厘米）并采集遗物。每个文化层都要采集土壤样本，以便后期浮选检测。室内整理程序为，对抽样区以外采集陶片依质地、颜色和器形分类、记录，包括数量和重量等。抽样区以内采集陶片数量过大，只能随机抽样，观测记录50%的样本，包括质地、颜色、纹饰、重量、厚度、工艺、痕迹等约30项指数。此外，对石器、植物、动物、甲骨、孢子花粉等也都做了系统研究［《井沟遗址群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盐业生产》，《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先秦时期中坝遗址先秦时期的文化堆积分为三段，以探方（99ZZAT0301）西壁地层为例，第56~69层为新石器时代，第55~49层为商周时期，第48~18层为东周时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与美国贝塔分析（Beta Analytic）实验室对中坝遗址采集的首批有机碳样本做了“串级加速器高能质谱技术”（AMS）检测。探方99ZZDT0202第18层以下样本的绝对年代（经树轮校正）分为三期：第一期属新石器晚期（第69~54层），年代为2500BC~1800BC；第二期属青铜时代早中期（第52b~49b层），年代为1800BC~800BC；第三期属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第49a~17层），年代为800BC~200BC（《中坝遗址的碳十四年代》，《考古》2007年第7期）。

　　中坝遗址出土各类遗迹、遗物如下。

　　涂泥圆坑在新石器时代地层发现208座。大口、圜底或小平底，口径1米~2米、深1米余。坑壁和底部涂抹20厘米~30厘米厚的黄黏土，坑底铺垫较平整的卵石，残留有陶器残件或石块。商代此类坑发现不多。周代发现81个，结构大致类似。

　　涂泥水槽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战国时增多。共发现32个，均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圆角长方形，弧壁，圜底。长1米~2米，宽0.8米~1米，深0.2米~0.3米，大小形态略有差异。坑壁和底部涂抹黄黏土，坑内堆积有完整的圜底罐、尖底盏、陶片或其他器物残件。

　　灶新石器地层发现6座。平面长条状或近长方形。灶内堆积灰白色黏土、红烧土、炭屑和碎陶片等。以编号Y15为例，平面圆角长条形，长9.20米、宽1.40米~1.70米、深0.40米，横切面为大口锅底形。灶内和底部断续存留厚薄不一的烧结面，显示灶内的温度不是很高。在青铜时代地层中未发现炉灶。

　　房屋（作坊）新石器时代的发现7座。大多残破，残留地面较纯净，柱洞排列无序。有些洞内残留陶缸残片。商代房屋仅有1座，结构形态与早期的相同。西周至战国晚期的发现299座。平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地面较纯较硬，大多四周高、中间低，部分斜坡状。发现数量不等的柱洞，排列无序。有的局部范围柱洞密集，不像是插立木柱的设施。房内还发现用火痕迹，个别屋内有不规则红烧土，以及成排的柱洞。这批房屋结构与一般居住址不同，应为制盐作坊。

　　土洞见于两周地层，数量非常多，西周早期尤甚。分布无序，有的探方内数量多达上千，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口径7厘米~10厘米、深15厘米~25厘米之间。所在地表似经火烤。西周晚期以后的“土洞”密度降低，多见于屋内，有的洞内还发现有角杯、圜底罐残片及动物骨骼等。

　　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有缸、瓮、罐、筒形器、瓶、壶、豆、盘、盆、钵、碗、杯、器盖、器座、釜等40余种，但以花边口尖底缸和罐为主，占到同期陶器的68.48%。不见完整器，推测其口径和高度都在40厘米上下。商代主要为角杯、罐和瓮等。其中，尖底杯、角杯占到同期陶器的6818%。口径4厘米~5厘米、高6厘米~14厘米。西周时期，圜底罐数量大增，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比例已占到同期陶器的95%~98%。口径10厘米左右、高10厘米~20余厘米。形态分为三种：即花边口圜底罐、束颈圜底罐和敛口圜底罐。

　　石器、骨器、铜器中坝遗址所出石器有斧、锛、凿等，制作技术分打制、琢制和磨制，很少见钻孔石器。特点是普遍较粗糙，这也是三峡地区石器的普遍特征。骨器少见，铜器仅见少量的鱼钩，还发现一些陶网坠。

　　甲骨在99ZZDT0202出土数百件甲骨碎片和龟壳残片，可拼合为182块卜甲（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秦代。这些甲骨均无文字，但有灼痕或凿痕。

　　动物和鱼类骨骼在99ZZDT0202筛选收集20余万件动物骨骼。其中近13万件做了初步分析。鱼类和哺乳类动物占绝大多数，鸟类和两栖类爬行类较少。

　　植物遗存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骸有块茎植物残块、植物种子等。其中，植物种子1235粒，包括黍、粟和稻等，计1166粒，占出土种子总数的94％。还有少量紫苏、商陆、豇豆属、蓼科的种子。

　　2历史时期中坝发现汉代以后的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灶等。

　　汉代的盐灶发现13座。平面长条形，灶头大灶尾小，分为操作间、火门、炉膛、火道、烟道几部分。全长13.5米、宽0.9米~3.79米。灶头操作间和火口位置较低，火门朝向河谷，头宽尾窄，上宽下窄，灶壁砌筑卵石和黏土加固。灶尾烟道和烟囱位置最高，形成一定的高差，有利于燃料的燃烧和提高炉温。

　　唐、宋时期地层与制盐有关的遗迹主要为制盐作坊和炉灶。其中，发现作坊基址25处。保存有地面、墙基槽、柱洞和炉灶等，屋内主要堆积有炭屑、烧土及釉陶、青瓷碎片等。盐灶8个，平面圆形，平底，残存灶底和部分灶壁。西南侧有宽35厘米的缺口应系火门，保留较厚的烧结面。灶底平整，铺设卵石或石块，直径135厘米、内径110厘米、壁厚10厘米、残高10厘米。这些炉灶数个构成一组，排列较有序。有些炉灶周围散落有碎砖块和条石，系塌落的灶台遗留。

　　明清时期的盐灶发现2座，均系石材砌筑。其中，11号灶的灶口为葫芦形，分南北两部分，北部近圆形，灶壁烧成质地坚硬的青灰色，残余部分直径190厘米、深64厘米~70厘米，推测为储卤或预热设施。南部平面圆形，灶壁用规整的石条砌筑，有明显的火烧痕，残余直径170厘米、深90厘米~120厘米。时代已晚到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四）西南地区的制盐工艺

　　中坝先秦时期的制盐工艺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以一种特殊的制盐器具为代表。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盐陶器以花边口深腹尖底（小平底）缸为代表。此器可复原为大敞口、斜直腹、尖底或柱状小平底，口径、器高均在40厘米上下。推测是将这些尖底缸一排排固定于条形炉灶内，煎煮制盐。本期发现大量涂泥圆坑就是用来储存、浓缩或沉淀过滤卤水杂质的设施。第二阶段为青铜时代。制盐陶器改用较小的尖底杯，未见这个阶段的炉灶。早期尖底杯形态矮胖短粗，晚期转为瘦高。两类杯子各自的容积接近。巴盐认为，改用尖底杯制盐的深层原因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超量砍伐森林（竹林）为燃料，导致周边植被破坏、环境恶化，出现了燃料危机，迫使制盐业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柴薪熬盐法。他还进而推测，这种制盐技术可能与美国东部林地基姆斯维克印第安人的制盐方法类似，即将尖底杯插在地上挖好的坑内，加注卤水，通过日晒蒸发和渗透压作用将水分析出，获得盐锭。这种方法的关键是不需要任何燃料［《中坝遗址与南英格兰艾塞克斯红丘遗址出土制盐陶器的比较》，《中国盐业考古——环球视野下的比较观察》（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与此不同，李峰的观察发现，很多尖底杯下半部灰褐色、灰色或灰胎红皮，质地较硬。上半部红色或橘红色，火候偏低。这种现象的成因不可能是烧造时造成的，更有可能与盛入液体后再经加热烘烤时产生的（《忠县邓家沱遗址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白九江等人认为，尖底杯上下两半色泽和硬度明显不同的分界线靠近下部尖底处，推测杯子曾被插入尚有余温的灰烬，经再次受热使得插入灰烬的底部还原为暗色，暴露在外的上部保持原初的红色（《尖底杯在古代制盐工艺流程中的功能研究》，《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2期）。考虑到发掘中未见这一时期的炉灶，推测此时可能使用较大的陶容器熬煮卤水，待卤水开始结晶时，将湿盐移至尖底杯内形成盐锭。尖底杯属于一次性制盐模具，同时也是销售运输中的容器。这一时期在三峡还发现有制作盐锭的模具——船形杯，此类器的先进之处是可反复使用。第三阶段为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制盐器具改为圜底罐，经对近200件圜底罐进行检测，其容积大致恒定在500毫升左右，特别是同期的圜底罐容积更接近，暗示此类器兼有量器职能。挖掘中未见这个阶段的盐灶，推测其制盐工艺延续了与尖底杯时期的方法，即用大型容器熬煮卤水，用圜底罐可制成更大的盐锭，制盐工艺有长足的进步，产量也大幅增加。

　　除上述考古研究外，我们还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坝遗址的土壤和出土陶器进行了检测，得出的证据是：1）同一地区地下卤水的化学成分与遗址中的制盐用具和制盐设施残留物相似。四川盆地东缘地下卤水的杂质特征是富含镁、钙和钾，中坝F270、M75、F198、F226等单位土样所含钙、镁也特别高。2）中坝东周时期的圜底罐残留矿物成分与自贡制盐作坊煮盐平底锅的残留物、云阳盐场生石灰废料场的残留物相同。3）圜底罐内壁残留的Na和Cl浓度很高，由内到外还显示出浓度由高至低的清晰梯度，可确认这些陶器与煎煮卤水有关。

　　哈佛大学的傅罗文以独特的视角全面介绍并研究了中坝的制盐产业、工艺变革、专业化生产，以及制盐业在三峡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书是第一部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盐业考古专著。其研究成果不仅开创了三峡盐业考古的先河，也填补了中国产业考古遗址专业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古代中国的盐业生产和社会等级：中国三峡专业化生产的考古学研究》（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ations in Chinas Three Gorge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到了汉代，三峡地区仍采用传统的煮盐方法，但制盐器具改为铁器，在四川蒲江出有汉代的大型铁“牢盆”，口沿下有“廿五石”刻铭，器形大且厚重，由此可见汉代制盐业的规模。中坝挖出的汉代盐灶形态很可能与成都平原出土的东汉井盐画像砖中的龙尾灶接近。近十余年来，在巫山麦沱（《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发掘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膏泥（《巫山县黄泥膏墓地》，《考古重庆（2015）》）及忠县乌杨花二包、甘蔗丘墓地出土一批“陶灶”模型明器。灶的长度为52厘米～118厘米、宽16厘米～24厘米、高10厘米～15厘米。其中，巫山和忠县出土的5孔陶灶平面呈舌形、较宽，灶面上的灶孔分两排。还有一批窄长条形陶灶，灶面的圆形灶孔仅有一排，有8孔、10孔、12孔之别。多数“陶灶”的灶口叠置有陶钵。这批模型明器的出土弥补了中坝汉代龙尾灶灶台部分缺失的不足，为复原汉代的炉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白九江：《制盐龙灶的特征与演变》，《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

　　进入唐宋时期以后，三峡地区出土的炉灶结构及排列形态已非常接近现代制盐作坊的布局，其制盐工艺仍保持煎煮的传统。

　　三环渤海地区及山东半岛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山东省的渤海湾南岸发现大量的“盔形器”，有人推测这是战国时期“齐国大规模‘煮海为盐’的工具”（《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滨州地区文物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1996年，曹元启撰文指出，盔形器为制盐陶器，并将盔形器划分成12式，发展趋势为从尖底到尖圜底、再到圜底，个体逐渐增大，年代从西周时期延续到汉代。他还认为，滨海地区土质疏松，承重力弱，尖底或圜底的陶器可减轻对地表的压力，但从尖底变为圜底则可增大器物的受火面，提高燃料的利用率（《试论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盔形器》，《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在此之前，林仙庭等人推测，山东半岛沿海发现的那些大型浅铜盘应为东汉或稍晚阶段煮盐用的“牢盆”（《山东半岛出土的几件古盐业用具》，《考古》1992年第12期）。

　　（一）先秦时期

　　2002年，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鲁北及胶东沿海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考古调查，重点考察和检测莱州湾沿海各县市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和博物馆收藏的盔形器。得出认识如下：1）盔形器分灰陶、褐陶两大类，造型分圜底、尖圜底和尖底，演变趋势则从球形圆腹、圜底——卵圆形深腹、尖圜底——陀螺形腹、尖底。2）盔形器的年代为晚商至西周时期，器高为20厘米左右。部分高60厘米上下的大型盔形器年代已晚到东周。3）盔形器的分布区域有两个。外区集中在莱州湾沿海一线，凡商周遗址均出大量盔形器，系高密度区。内区位于济青公路一线，商周遗址仅零星出有盔形器，系低密度区。4）盔形器为专门的制盐器具，但究竟用火煎法还是日晒法制盐，尚不清楚（《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1期；《鲁北—胶东盐业考古调查记》，《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2004年，方辉撰文讨论盔形器，认为此类器非鲁北传统，因来源于殷墟三期的陶尊，年代也应早到殷墟三期，下限至战国。通过与中坝制盐陶器的比较，推测盔形器与“收贮和加工天然卤水、摄取食盐”有关，并与国外资料比对分析了不同形态制盐陶器与工艺的关系。他利用古文字资料推测商王朝在山东滨海设有盐政机构，负责海盐生产供给，兰家村商墓的墓主即可能是“卤小臣”或下属盐业官员。西周铜器免盘铭文最后一字可释尊，即盔形器。此器既是制盐器具，也是量器。由此可见，商代征伐“夷方”之说有其合理因素（《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年第4期）。

　　李水城撰文介绍了日本的制盐遗址多分布在海岸线附近的低台地上，遗址中堆积大量形态单一的制盐陶器残片，比例达90%以上，少见日常生活用具。制盐陶器仅将内壁加工，外观粗糙。遗址中常见炉灶遗迹，有学者据此提出日本早期制盐采用煎煮法。通过比较发现莱州湾沿海商周遗址与日本颇多相似，对于进一步认识此类遗址的性质非常重要。特别是日本列岛在盐业考古出现之前，制盐遗址往往被忽略，制盐陶器也被视为一般生活用具。可见双方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路程［《中日古代盐产业的比较观察：以莱州湾为例》，《考古学研究》（6），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05年夏，中美盐业考古队前往寿光双王城考察，并在临淄工作站对所藏盔形器进行系统的检测称重，对此类陶器的功能和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与此同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在鲁北展开调查，发现沾化杨家，广饶南河崖、东北邬，寿光双王城、大荒北央，潍坊寒亭央子，昌邑利渔等一批大规模的制盐遗址群（黄铭崇等：《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其意义——以山东地区为例的初步探索》，《东亚考古学的再思——张光直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2013年版）。这些遗址群包含数十至上百座制盐作坊，大多属于晚商至东周时期，少量进入历史时期。如此大规模、保存完好的制盐遗址群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

　　2001年，山东大学试掘寿光大荒北央遗址。清理圆形小灰坑、灰沟和白色沉淀物硬面等遗迹。其中圆形圜底小灰坑内壁涂抹黏土，推测为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灰沟为不规则带状，推测为小河沟。该址出土盔形器比例达90%。发掘者认为盔形器的演化是从尖底到圜底、再到圜底略平；腹部绳纹由粗到细。盔形器内壁白色沉淀物与盐有关。部分盔形器外表局部红色系二次氧化，可能与煮盐有关。但有大量盔形器没有二次氧化痕迹，也未见煮盐线索，两类盔形器应有不同用途。红褐陶盔形器的羼合料显示是用当地海相地层含盐高的土烧制的，夹细砂灰陶盔形器应是在鲁北山前地带烧造的输入品。在后来发表的报告中，大荒北央被认定为西周时期的制盐作坊，上述遗迹分别被定为卤水坑、淋卤坑、刮卤摊场和盐灶（《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2期）。

　　200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对双王城遗址进行发掘。这座遗址群调查发现遗址83处，后增至89处。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3处，晚商至西周时期76处，东周时期4处，金元时期6处。发掘揭露商周时期制盐作坊3处，金元时期制盐作坊群2处。

　　双王城014A作坊占地4000余平方米，这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制盐作坊。布局以盐灶为中心。作坊西端有卤水井，大敞口，斜壁，1米以下井壁垂直，直径缩至3米，口径4.2米~4.5米、深3.5米。井壁围绕苇编井圈，周边插立木棍加固，井底铺设芦苇，以防井壁泥土剥落并过滤卤水。井的周围有浅沟与沉淀蒸发浅池相连。灶膛左右挖筑长方形蓄卤坑，坑壁和底部涂抹黏土。作坊外的空场分布两排涂泥小圆坑，各16个，排列密集，坑壁和坑底涂泥，口径0.5米~0.7米、深0.5米~0.8米。作坊中心的盐灶为亚腰葫芦形，长17.2米、宽8.3米。分操作间、灶口、灶膛、火道、烟道、烟囱几个部分。炉灶周围为大片的平整地面。

　　双王城014Ｂ作坊占地约900平方米，布局也以盐灶为中心，左右大致对称分布有蓄卤坑、涂泥小圆坑、盐灶、废弃垃圾堆等，沉淀蒸发浅池部分未进行发掘。盐灶也是葫芦形，长13米、宽9米。前端为细长的火道，顶端及左侧各有一烟囱。灶膛左右对称挖筑一对圆角方形蓄卤坑。在2号蓄卤坑底部存留十余件完整盔形器。尤为罕见的是有4件盔形器相互粘连作“”状，器口间空隙用盔形器残片填充，极为难得地保留了盔形器在盐灶中的组合。另有个别盔形器底部黏附草拌泥烧土。上述迹象对于复原当时的制盐工艺非常重要。盐灶两侧的涂泥小圆坑呈不对称分布，个别坑内残存完整的盔形器，器口朝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调查与发掘》，《2008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

　　同一年，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东营市广北农场南河崖第一地点进行发掘，该遗址群发现制盐作坊60余处，总面积4平方千米（《山东广饶南河崖发现大规模制盐遗址群》，《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3日）。发掘遗迹有蓄卤坑、圆坑、盐灶、房址、灰坑和废弃垃圾堆等。盐灶“丫”字形，长13米、宽3.75米、残深0.2米~0.8米，包括火口、灶膛、火道、烟道和烟囱几部分。盐灶两侧为圆角长方形蓄卤坑池、涂泥圆坑、房址、卤水池等。出土大量盔形器及少量的罐、鬲、簋、兽骨、鹿角、贝壳等，时代定为西周（《山东东营市南河崖西周煮盐遗址》，《考古》2010年第3期）。

　　2009年，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挖掘了双王城SS-8作坊遗址。出土卤水井、盐灶、蓄卤坑、圆坑及大量的盔形器残片。作坊的布局略有差异。卤水井位于盐灶右侧，结构与双王城014A的井相同。盐灶呈“丫”形葫芦状，前端有两个并列的烟道。在灶膛内发现多处小的红烧土墩，应为当时支撑陶器的黏土。火道细长，烟囱周围用倒扣着的盔形器和黏土加固。灶膛挖筑蓄卤坑，前端为沉淀蒸发浅池。涂泥小圆坑一排13个位于卤水井的东侧，弧状分布。另一排10个，位于烟道左右（《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

　　2009~201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昌邑北部沿海展开调查，在市区西北发现两处制盐遗址群。其中，东利渔有制盐作坊40处，火道—廒里有制盐作坊166处。加上其他地点的发现，总计达211处。调查中发现有卤水井、盐灶及灰坑、灶窑、蒸发池等遗迹。在火道—廒里第14地点发现一字排开的卤水井8口。圆形井口，直径1米~5米，井圈环绕苇编。调查中采集的陶片分为两类，一类为日常用具，如鬲、豆、盂、盆、罐等。大量为制盐器具，泥质灰陶，器形高大厚重，完整器高60厘米~70厘米，造型颇似圜底盔形器的放大版。调查中还对火道—廒里105地点一座暴露的盐灶做了发掘。盐灶平面呈三角凸字形，长3.94米，由操作间、火口、灶膛、烟道组成。操作间及火口部分破坏，底部残留大量草木灰和红烧土。灶膛梯形，烟囱部位向上抬升。由于上部破坏，残留的陶器仅存下半部，可分两类。第一类胎体稍薄，口径30厘米~40厘米，腹部拍印交错粗绳纹，内壁拍印圆点或不规则方格纹。第二类为厚胎，口径33厘米~37厘米，外壁拍印粗绳纹，内壁拍印菱形纹或方格纹。据介绍，这批遗址年代部分为春秋时期，大多已进入战国时期。这一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鲁北东周时期制盐业的了解（《山东昌邑市盐业遗址调查简报》，《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二）历史时期

　　在鲁北地区，迄今尚未发现汉代的制盐遗址。考虑到汉代的4处盐官都设置在胶东半岛，或许此时制盐业的中心已向东转移。

　　2000~2002年，为配合朔黄铁路建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黄骅市海丰镇遗址，清理炉灶19座，出土十几粒莲子，证实了该址的制盐属性。这批盐灶平面为圆形，用半截砖砌筑，直径0.4米~0.5米。烟道长条斜坡状，分砖砌和土筑两种。据称这批炉灶属于汉代，但未见介绍其他的相关物证。

　　200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对寿光双王城宋元时期制盐作坊进行发掘。清理出盐井、盐灶、卤水沟、过滤沟、储卤池、工棚及各类灰坑。在SS-8地点清理2口卤水井，直径4米~5米，深度不详。在双王城07地点清理制盐作坊30座，布局多为两两一组，由操作间、库房、灰坑、盐灶、烟道构成。另在现代排水沟中发现4口卤水井，口径超过4米，井壁用苇编井圈和木棍加固。这批作坊的占地面积3平方米~10平方米，结构普遍为半地穴式，灶前设置方形或椭圆形操作间，底部较盐灶要深，两侧或一角设置灰坑或卤水缸。盐灶长方形或圆形。前者灶膛长1.5米、宽1米、深0.8米~1米。后者直径1米以内。根据出土的铁盘残块和灶口形状可知，煮盐器具为长方形铁盘或圆形铁锅，烟道长条形，由炉灶一侧倾斜伸出，个别烟道也设有圆形、方形小灶，系利用余温预热设施。在作坊区发现宽0.5米~1米、深0.4米~0.8米的卤水沟和宽1米、深0.5米的过滤卤水沟，后者在沟底等距离挖有长方小坑，间距1.5米、长0.8米、宽0.5米、深0.6米。蓄卤坑设在盐灶旁，圆口圜底，坑壁加工规整，表面残留白色粉状物。在SS-8还发掘一座圆角长条形蓄卤坑，长5.15米、宽约1米、深0.25米，坑底挖有4个深0.4米~0.6米的小坑，结构与过滤卤水沟相同。工棚为半地穴式窝棚，室内有炉灶及火炕等设施。作坊内出有宋元时期的瓷器残片和砖瓦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

　　（三）鲁北商周时期的制盐工艺

　　崔剑锋等，通过对双王城遗址采集样本中的碳酸钙镁进行XRD、锶同位素、氧碳同位素的分析，显示莱州湾的制盐工艺以地下卤水为原料文火慢炖，在盔形器内逐步结晶成盐，温度仅有60度左右。宋元时期采用铁盘，温度升至100度（《山东寿光市双王城遗址古代制盐工艺的几个问题》，《考古》2010年第3期）。经检测，商周时期小圆坑内涂抹黏土残留的微量元素成分与蓄卤坑内的相同，证实二者都是用于储存和过滤卤水的设施（《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李水城将莱州湾商周制盐工艺总结复原为，汲取井内的卤水入浅坑大池沉淀、提纯，利用风力和阳光蒸发初步提浓。坑池内的草木灰为吸附卤水中有害杂质的步骤。参照国内外资料，可能还要选用细沙土，在灶旁的摊晒场上聚卤，再经淋滤提浓。淋滤设施包括蓄卤坑和涂泥小圆坑，后者可能近似菲律宾保和岛的淋滤设施，即将盔形器放在坑内承接过滤下来的卤水，在有的涂泥小圆坑内放置完整的盔形器可以为证。双王城所出盔形器的底部多见二次氧化及破裂痕迹。在SS-8灶膛内发现有草拌泥烧土堆，与盔形器底部黏附的烧土相合。可知煮盐时先用湿的草拌泥将盔形器固定在灶膛。在014B2号蓄卤坑发现4个相连的盔形器，器口缝隙用陶片封堵，再现了当初盔形器的组合形式，这很像是非洲尼日尔曼嘎地区制盐泥钵在灶内的摆放结构。其目的是使炉灶形成封闭空间，以免热力流失，掌控炉温。加之盔形器普遍为尖圜底，下部可形成一定的空隙，利于火焰游走。由于盐灶为长条葫芦状，不同部位的火力温度会有差异，温度低的区域可以预热，包括有的烟道就具有类似功能。温度高的区域熬盐，达到充分利用热能，降低成本，提高工效的目的。挖掘时在蓄卤坑内常常发现有盔形器或残片，这表明陶器在制盐过程中若残破，将已经结晶的盐取出，再将破损陶器或残片扔入蓄卤坑析出附在陶器内外的盐，增加卤水的浓度。在双王城SL9YZ1盐灶曾发现圆柱状、长条状、方柱或扁柱状烧土块，此类遗物既可在灶膛内支撑稳定盔形器，也有类似三峡现代盐灶旁放置泥块的功能。因煮盐时不断要补充卤水，会将卤水泼洒到烧土块上，待土块废弃也会被放入卤水池内析出盐分。遗憾的是，当初在挖掘和随后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失误。最可惜的就是将014B作坊2号蓄卤坑中4个相连的盔形器随意拆散，导致这组珍贵遗留被毁。再有，已发表的报告将制盐作坊两侧的涂泥小圆坑作为柱洞处理，并复原成房屋建筑模样。其实，只要稍有点建筑学常识就不会犯此低级错误［《中国盐业考古十年》，《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2001年，韩国首尔大学在始兴市乌耳岛（Oido）发掘时，在B区原三国时代的地层出土一批U形圜底陶罐。器高14厘米~32厘米之间，但以高15.7厘米~17.6厘米的最多。器表还有火烧的痕迹。韩国学者最初认为此类陶器系来自北部平壤的炊具。后有学者与山东莱州湾的盔形器比较，认为这批陶罐的造型与莱州湾的“盔形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包括器表所饰绳纹、方格纹也颇近似，其功能也与盔形器相同，年代应为公元前1世纪的早期。在遗址中还发现有像制盐作坊或盐灶一类的遗迹。这一发现对东北亚先秦时期的历史、考古和文化交流的研究非常重要。韩国学者指出，此类遗存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很可能与汉武帝实施新的盐铁政策引发的外流移民有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从山东半岛经海路直接对韩半岛施加文化影响论点的提出（《先秦时期莱州湾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15日第6版）。

　　四东南—华南沿海

　　（一）东南沿海

　　史前时期2015~201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其他单位对大榭岛下厂村一处史前遗址进行发掘，在钱山漾文化地层发现最早的制作海盐遗迹。发掘盐灶27座、灰坑5个、陶片堆2处、废弃堆18处。由于遗迹距地表很浅，上层多有破坏，现存炉灶的结构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一型，即一灶一灶眼，共有4座。保存较好的一组有2个，以YZ25为例，以圆角长方形，操作间和炉灶分别呈椭圆形。通长（包括灶体外侧火烧面）2.3米、宽1.08米。一种为复合型，即一灶多灶眼，共有23座。其中，有4个灶眼的一座，操作间近圆形，火口较窄，两侧砌筑石块。灶膛长椭圆形，前后有两个大灶眼，中间并列两个灶眼稍小。以YZ22为例，通长（包括灶体外侧火烧面）4.3米、宽0.4米。7个灶眼的数量较多，平面长椭圆形，操作间不明。灶前有一大灶眼，后面并列三排小灶眼，每排各两个。以YZ1为例，通长（包括灶体外侧火烧面）1.62米、宽1.02米。以上炉灶均未发现明显的烟道，炉灶周边被火烧成坚硬的橘红色。遗址内发现多处废弃物堆积，包含物单一，主要为大量红、白、橙、紫色的烧土块和白色钙质结核。经检测，白色钙质结核属碳酸钙，其成因与高温下淋滤滩涂的盐泥有关。其他还有陶器和少量石器，海洋动物骨骼等。陶器分为日用和制盐两类，前者不多，有鼎、豆、罐、盆、盘等，具有典型的钱山漾文化特征。制盐陶器主要有缸、盆和支脚等。其中，缸系夹砂陶，质地粗，个体大，厚胎，素面。大敞口、斜直腹，大平底。口径47厘米、高18厘米、底径39厘米、壁厚2.5厘米、底厚3.7厘米。陶盆分夹植物碎屑和夹贝壳碎屑两类。质地也较粗，个体大，器表饰线绳纹。大口、弧腹、圜底。口径36厘米，高28厘米，壁厚0.8厘米。此外还发现一批支撑用的陶棍。顶部有道浅凹槽，槽宽2厘米、深1厘米、器高17.5厘米、直径5厘米~5.8厘米。经14C检测，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400~公元前2100年。

　　大榭制盐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这批盐灶形式多样、结构较复杂，灶口大小有别，显然制盐容器也有大小之别，有的可能用来预热，有的用于熬盐，制盐工艺已很成熟，此前还应有一个起源和发展阶段。如此，东南沿海的制盐业至少可前推至良渚时期。以往在舟山群岛曾发现有陶棍等遗迹，可见大榭的制盐在当地并非孤立现象。此外，大榭岛还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制盐遗物。其中，比较完整的有陶棍，顶部有一“马鞍形”下凹。顶面直径5厘米、凹面深1.2厘米、底面直径5厘米~6厘米、高7.5厘米（《我国古代海盐的最早实证——宁波大榭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9日）。

　　上述发现证实大榭岛的生业经济以制盐为主，所产之盐也绝非仅供岛上居民独享，背后应有相关的产业链和贸易活动，特别是与渔业的密切联系，将这些问题综合加以考虑，对于探索中国海盐制造的起源、发展以及浙东地区史前时期的社会复杂化和经济形态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历史时期2013年，浙江温州市和洞头县文物保护考古所对九亩丘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包括炉灶、储卤坑、和泥坑、作坊、摊场、引水蓄水设施遗迹及各类制盐陶器等。该址的堆积分早晚两期。早期发现有盐灶、储卤坑和摊场。其中，盐灶建在山麓缓坡上，下挖出圆形或椭圆形的灶坑，直径1.5米～2米、深0.3米～0.5米。灶内堆积有蜃灰、陶支具、陶垫具等。储卤坑位于盐灶附近，圆口，圜底，弧壁，坑壁和坑底涂抹黏土。口径约1.5米，残深0.5米。摊场位于沙堤底部，堆积有厚度均匀、较纯净的草木灰层内，推测应为摊晒淋滤场地。在其北侧的盆地为蓄水池。出土遗物有陶支具、陶垫具、瓷片等。陶支具为圆柱形，分长短两类。短支具直径约5厘米，长6厘米～13厘米。长支具直径7厘米～8厘米，表面平整，大多残断。完整的1件长23厘米、直径7厘米。最长者仅残长就达37厘米。陶垫具为圆饼状，数量较多，手工捏制，端面有凹窝。直径4厘米～5厘米、高2厘米～5厘米。陶支具应为在灶膛支撑篾盘的物件，因盐灶为圜底，支具故长短不一。陶垫具系垫塞的加固器具。早期出土瓷器显示的年代为南宋早期。

　　晚期发现有盐灶、储卤坑、和泥坑、卤水坑，房址等遗迹。盐灶为椭圆形，外侧用大石块围砌，内径5.5米。灶内还有用小石块垒砌的环形矮墙，直径3.5米，将灶室隔为内外两部分。中心为椭圆形灶室，底部有一凹坑，坑内堆积烧土。矮墙西部为连通内外灶室的火道。储卤坑位于盐灶附近，圆形，斜壁，平底。坑壁及底部涂抹10厘米的黄土和8厘米的海泥。直径4.2米、底径约2.6米、深0.92米。有的储卤坑底部残存泥块。和泥坑位于盐灶南北两侧。椭圆口、圜底。长径2.2米，短径1.3米，深0.4米。坑内残存多层黄土备料。房址位于沙堤东侧的山麓下面。1号房址朝西，石块砌筑墙基，居住面用黏土和卵石混合而成，门外用块石铺路。2号房址的房基不用块石。出土遗物有陶支具、陶垫具、陶碎块及带曲面的陶器等。圆柱形陶支具形态与早期相似，长短不一，有的个体更大，未见完整器。其中部分标本，特别是大型支具的断面可见贯穿的篾孔。陶垫具分为粗细两类。曲面器均系断块，内壁多见交错的竹篾孔，直径10厘米左右。晚期出土有皇宋通宝、开禧通宝等钱币，年代为南宋晚至元代之际。

　　九亩丘早期的盐灶口径1.5米～2米，灶膛为圆坑状，灶内堆积蜃灰和石块等，结合文献推测，此时的煮盐器具可能为竹篾盘，表里涂抹蜃灰，底部用支具支撑，再用垫具塞牢。晚期灶口呈椭圆形，短径即达5.5米，可见制盐器具的个体大大增加。我国东南沿海用篾盘煮盐的方法古已有之。东晋裴渊《广州记》记载：“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元代《熬波图》也有相关记载。九亩丘晚期盐灶发现大量带有篾孔的块状器和曲面陶器，有的篾孔相互交错。可见此时篾盘外表改用黄泥涂抹。因用量大，在盐灶两侧设有泥坑，可随时取泥修补篾盘。这种涂抹黄泥的大型篾盘传热慢，一旦起灶开煎，持续多日，也须多人合力协作，恐非一家一户所能承担。这种篾盘制盐技术一直延续至近代，《浙江省盐业志》《镇海县志》都有记载。此次发掘为了解和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古代盐场、环境及布局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宋元时期，温州设有五大官营盐场（《温州市盐业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九亩丘遗址规模不大，工艺简单，可能属于盐户的自营产业。由于揭露范围有限，很多问题还有待于廓清。这个发现填补了东南沿海制盐遗址的空白，为探索宋元时期的海盐制造提供了重要资料（《浙江省洞头县九亩丘盐业遗址发掘述要》，《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二）华南沿海

　　先秦时期朱去非曾撰文提及，20世纪50年代在福建出有距今4700年的制盐陶器，进而猜测此时从山东至福建已开始煮制海盐（《中国海盐科技史考略》，《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3期），但此说显然缺乏考古证据。李岩认为，华南沿海及周围诸岛的制盐可上溯至新石器晚期，并提及在广东发现过疑似制盐的遗址。其中，珠海淇澳岛东澳湾的遗迹现象就很值得关注［《广东地区盐业考古研究刍议》，《华南考古》（一），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容达贤以深圳咸头岭所出红烧土块的特殊现象，作为制盐篾盘出现的证据（《深圳历史上的盐业生产》，《深圳文博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版）。考虑到华南传统的制盐器具也以内外涂蜃灰的“篾盘”为主，新石器晚期尚未掌握蜃灰烧制术，只能在篾盘内外涂抹泥土，但这一推测还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鉴于以往对盐业考古了解的欠缺，确有发现制盐遗迹或遗物却不认识的情况，如珠海宝镜湾出土一批“条形陶器”，但报告中却不识此物的用途（《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早年在华南沿海也曾发现类似制盐器具，至于这些“陶棍”如何使用？还需考古工作的证实。在华南地区有两类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遗址中发现的成片烧土，如深圳咸头岭、香港涌浪等遗址所见。二是不见烧土，但却有形制特殊的炉灶，或出有“陶棍”一类遗物。相比较三峡和鲁北地区，华南除了发现制盐遗迹或器物外，也常发现生活用具，或许此时三峡和鲁北已形成规模化的制盐产业和专门的生产场地，而华南地区的制盐场所仍选择在聚落附近，规模也比较小使然。

　　历史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香港的海岸沙堤就发现了古代窑炉，包括大批以海产牡蛎壳为原料烧制“蜃灰”的“壳灰窑”。有人统计，在香港大小岛屿59处沙丘发现的窑炉多达108座。这些窑炉下挖圆柱形灶坑，炉底铺设石板，炉膛砌砖。火门长条形，用石条铺设。围绕灶口一周用黏土修筑放射状条形沟槽，槽内安放陶板砖，以支撑容器，便于排烟和空气流通。在窑炉内和周围普遍发现有火候不高的圆柱状、圆角方柱状、砖状、钉状支架，出土量每每以千计。经14C检测，这批窑炉的年代都落在了310~730年；热释光样本落在距今1200~800年。证实其年代从南朝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对上述窑炉的功能有不同认识。李浪林撰文认为与制盐有关，并对窑炉及煮盐用具和方法做了复原。他还根据窑炉的特征推测，当时的制盐器具是华南沿海流行的篾盘（《香港沿海沙堤与煮盐炉遗存的发现和研究》，《燕京学报》新2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曾昭璇从方言及文字学角度分析了岭南古代的制盐业。如黎语的“番”即“村”，“禺”即“咸”或“盐”，“番禺”二字合文即黎语之“盐村”。汉代以后，珠海、澳门、深圳、东莞、香港等地均隶属于番禺，可见这个广阔区域很早就以产盐闻名了（《“番禺”意即“盐村”——广州古名新解》，《开放时代》1985年第5期）。

　　五北方边远地区

　　史前—先秦时期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等机构考察了甘肃礼县盐官镇的盐井祠以及祠内保留的古盐井和土法制盐器具。至今，当地还将盐井祠后院卤水井边的空地作为摊晒场，将井中卤水泼洒在沙土上聚卤，通过淋滤提取浓卤水，用铁锅熬盐。

　　大约与此同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西汉水上游开展考古调查。在盐官镇周边发现古遗址13处，采集遗物有仰韶文化（早、中、晚）、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刘家文化、西周文化、寺洼文化、春秋战国及汉代等不同时期，但未发现制盐遗迹。调查者认为，常山下层文化和案板三期文化角逐于西汉水上游的现象发人深思。根据西安相家巷出土“西盐令承”封泥，可知礼县盐官镇的制盐史可上溯至秦，甚至更早的西周。但能否进一步前推至史前时期？值得探讨。关中地区不产盐，此地为陇山以西的重要食盐产地。从史前到周秦，各种文化因素先后出现，很可能与当地的盐业资源有关（《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如果那里确为“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大骆之地，盐对畜牧业的重要性更是有目共睹。

　　甘肃省漳县的制盐业也可上溯到秦汉。在该县盐井乡、小井沟与盐水屲等地发现多处露头的盐泉和卤水井，此地所产之盐历史上主要行销于西北甘陕各地。2014~201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漳县的古盐井、盐泉及周围的遗址展开调查，发现以盐井乡为中心的10千米范围内史前遗址分布密集，堆积厚，延续久。调查中采集大量仰韶晚期至齐家文化的陶片。据介绍，其中有种夹粗砂陶缸，器表饰粗绳纹，厚胎，个体较大，少见于甘青地区。特别是在有的盐井盐泉附近的遗址出土陶片带有白色盐碱，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的工作。东周时期，甘宁一带的西戎文化繁盛起来，北方草原文化的扩张与西北至西南一线的盐业资源分布吻合，漳县的制盐业不仅促进了区域文化交流，也是西北戎人扩张的动力之一（《甘肃漳县古代盐业与文化的考古调查》，《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历史时期2013年，河北师范大学院等单位对位于康保、张北、尚县和内蒙古商都、化德五县交汇地带的西土城城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发现在北城墙以北约28千米、南城墙以南约1.2千米各有一个大盐淖。根据此城的位置和规模，不排除是为州城或金界壕内的州一级堡城。值得关注的是西土城的性质。发掘者认为此城的兴建可能因淖而设、以泺置城，而且当时的盐产量还比较大。目前在城南侧盐淖周边分布有数百块盐田，其中是否保留有金元遗留，尚需进一步工作证实（《河北省康保县西土城城址考古调查简报》，《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

　　2012年，吉林大学等单位在大安县尹家窝堡发现一处辽金时期的制盐遗址。2014年对VI号土包进行试掘，发现淋卤坑5个、灶址2个、灰坑7个、墓葬1座。淋卤坑平面凸字形，长3.2米，分浅坑和深坑两部分。浅坑长方形，长2.3米、宽1.98米、深0.35米～0.4米。北壁和西壁涂抹白膏泥，近底处有一直径0.1米的圆洞与深坑相连，坑底高于深坑坑口。底部白膏泥之上放置圆木6根，其上再纵向铺设木板，圆木与木板构成的木架将浅坑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深坑也是长方形，长1.07米、宽0.67米、深0.23米～0.4米。坑口用圆木加固，坑底铺设编织席子。这类淋卤坑的结构与《天工开物》和《熬波图》中所记“灰淋”和“滷井”设施相似。根据随葬的铜人坠饰和玉石棋子可知墓葬年代为金代，晚于遗址，尹家窝堡制盐遗址的年代应不晚于金，所出遗物有陶罐、瓮、盆残件及仿定窑和定窑的白瓷片等。《金史·食货志》有“肇州盐”的记载。尹家窝堡所在地属金代的肇州，当地有产盐的历史，近现代仍保留有制作土盐的习俗，方法与辽金并无大别。这个发现填补了东北地区辽金时期制盐业的历史空白（《吉林发现东北地区首个辽金时期土盐制作遗址》，《中国文物报》2014年9月26日第8版）。

　　就在十几年前，盐业考古在中国考古界还是个陌生词汇。随着“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特别是三峡地区制盐遗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中国盐业考古的空白，也创建了这一新的分支学科。

　　目前已出版三部《中国盐业考古》（中英文）文集，并在《南方文物》开办“盐业考古”专栏。还分别在英国、美国、德国和国内山东寿光举办了四次中国盐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支持下，北京大学师生连续四年前往法国塞耶河谷参加制盐遗址的发掘。上述工作不仅加深了对盐业考古的理解，积累了经验，扩展了视野，并在很短的时间里缩短了与国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差距，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扩展了中国盐业考古的国际影响。这些成就一方面是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果，也与国家文物局指南针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主动积极的国际合作交流背景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各地不断有新的盐业考古遗址被发现，使得盐业考古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非常富有潜力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文章源自中国考古网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责编：韩翰）